香港青年事務發展基金會 政策研究主任 黃遠康

【來論】香港要解決貧富懸殊 應從調整稅制入手

2021-04-28 13:20 橙新聞

  去年，即使面對疫情和全球經濟下行的壓力，國家仍然贏得脫貧攻堅戰，成功帶領14億人民脫離絕對貧窮，達成全面小康的目標。然而，作為國際城市的香港，卻仍有149萬名貧窮人口。以人口比例而言，香港的貧窮情況不僅遠遜於亞洲發達地區如新加坡、南韓和日本，即使與第三世界國家如哥斯達黎加、墨西哥、智利等相比亦更為惡劣。一個人均生產總值接近5萬美元的發達都市，有着如此拙劣的扶貧成績，實在教人扼腕歎息。 事實上，翻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不難發現稅率與貧窮率是呈現負相關，即稅率愈高，其貧窮率便會愈低，反之亦然。例如在貧窮率排名中「名列前茅」的中美洲國家哥斯達黎加，其個人入息稅制度是以固定稅率的形式徵收。相反，貧窮率最低的國家冰島，則以累進方式向收入達到一定程度的公民徵收入息稅。 稅率與貧窮呈現相關，主要有着兩個原因。第一，當收入愈高的人需要繳付愈多的稅款，他們與收入較低的公民之間的財富差距便會愈小。第二，當政府從有經濟條件的公民或企業身上取得更多稅款，政府便會擁有更多資源實現社會財富再分配，透過福利或其他投資方式，如教育、基建等扶助社會上有需要的群體，改善貧富懸殊的問題。因此，稅率對於一個地方的貧窮問題有着決定性的影響力。 然而，眾所周知，香港自英殖時期起，一直奉行的低稅率的財政政策。在薪俸稅方面，標準稅率與哥斯達黎加一致為15%。至於利得稅，利潤低於200萬的企業稅率僅為8.25%，200萬或以上的企業稅率也不過16.5%，與亞洲主要競爭對手，例如新加坡、台灣、馬來西亞、日本等地相比，實在偏低。

  在低稅的環境下，雖然香港能夠吸引大量海外資金及人才進駐，刺激商業和資本的活動，打造成為一個繁榮先進的國際城市，但是與此同時，收入較高的一群人佔據和保留大部分的社會發展成果，基層、草根市民愈來愈容易墮入貧窮的困境。另一方面，依賴稅收作為收入來源的政府面對資源不足的局限，在需要兼顧不同主要的社會項目如醫療、教育、房屋下，只能有限度地投放一定資金應付福利開支，保障有需要的市民最基本的生活條件。

  以2020至2021年度的財政預算案為例，政府的總開支雖然高達逾7,300億元，但是投放在社會福利的開支只有大約15%，共1,150億元。換言之，人均而言，每名市民平均享受的福利資源約為15,330元。這個數字，是不少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成員國平均水平的3分之1，與西、北歐國家如盧森堡、丹麥等相比，也低出超過80%。投放在福利的公共資源嚴重不足，成為香港貧窮問題日趨惡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實，正如扶貧委員會發表的《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研究報告指出，當政府向貧窮市民提供恆常性現金援助時，貧窮人口便可以馬上減少大約40萬人；如果連同政府提供的各項非現金社會援助例如公屋一併計算，香港的貧窮人口可以減少至不足70萬名。雖然在香港的生活條件下，很多人對於即使同時獲取政府現金及非現金社會福利的市民是否等同脫離貧窮抱有疑問，但是不容否認的是，當政府發放更多福利和保障，對改善貧窮的情況有一定幫助。

  如果政府希望真正重視扶貧工作，希望貧窮人口逐步減少，至少達致普遍已發展亞洲地區的水平，就必須持續增撥更多資源在社會福利項目。而增加資源的方法，就是徵稅，特別是針對性地向高收入人士及高盈利能力的企業徵稅，讓政府二次分配社會資源。這樣，香港長期積累的貧富懸殊，以至貧窮人口比例過高的問題，才有望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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